2026年10月26日，国家公务员局公布了2027年国考的报名情况：网上报名393.5万人，通过用人单位资格审查345万人，过审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97∶1。 这次计划招录3.57万人，比上一年少了约2400人。 同一时期，考研报名人数从2023年474万的峰值降到2026年的343万，三年少了131万。 有机构估计2027年的考研报名人数在320万左右。 考研降温，并不说明学历焦虑缓解了。很多人只是在考研和考公这两条拥挤的赛道之间来回挪动，真正走出这两条路的人不多。 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为1270万人，同比增加48万人，学历门槛还在一层层抬高。 不过有学者认为，与其说学历贬值，不如说学历正从“强信号”变成“基础信号”：文凭仍是敲门砖，进门之后看的是实际能力。 结构错配同样值得关注。 几年前，我国累计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才刚过百万，不到总人口的千分之一。 问题不在博士太多，而在一部分人被放错了位置。有评论把这种现象称为“学历倒挂”：智能制造、设备运维等技能岗位缺专科生，硕士、博士却扎堆在写字楼里争白领岗位。 在考公中，这种偏差表现为“只求上岸”。 不少人研究报录比比研究自己还上心，哪个岗位冷门就报哪个，专业对不对口、地方喜不喜欢都不在考虑之内。 2027年国考首次明确提出打击“公考围岗”的舞弊行为。 看起来最安全的选择，代价往往藏得最深：用几年时间换来一个编制，也可能换来一个自己并不擅长的岗位。 “上岸”之后的落差因此一再被讨论。 有观点认为，学历贬值是结构问题，社会会慢慢消化；更难弥补的是，一代人习惯了用“上岸”定义成功，用别人的标准安排自己的人生。 人为什么越接近成功越停不下来？ 这个问题可以从更深一层来解释。 借丹尼尔·马科维茨的《精英陷阱》来讨论，一个从教育研究出发，一个从社会学视角和接触学生的经验出发，核心判断是：优绩主义把教育、职业和社会分层紧紧串在一起，同一套成功标准既让普通家庭焦虑，也让已经进入精英阶层的人疲惫。 比学历贬值更值得警惕的，是人在竞争中失去了按自身需要衡量生活的能力。 优绩主义把成绩、能力和社会回报挂钩，让人凭表现获得职位和收入。 比起按出身固定身份，这个承诺很有吸引力。 更值得关注的是它的另一面：成绩、学历、工作和薪酬一旦被紧密串联，这套体系是否会变成只用一把尺子衡量人。 努力了，还是得不到期待的机会？ 优势累积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角度：一个人得到资源、认可和地位之后，下一次评估往往又参考此前的认可，于是越被选中，越容易再被选中。 如果把结果全部归于个人能力，起点差异和资源的层层叠加就被掩盖了。 桑德尔对“精英傲慢”的批评也指向类似问题：成功者如果只强调自己的勤奋，就容易忽视家庭、社会网络和机会给予的支持；结果不理想的人，则容易把结构性限制当成“自己不够好”。 内卷并不全是优绩主义造成的，财富分配、社会流动、市场机会和家庭的文化期待都在起作用。 批评这种评价逻辑，是为了理解它如何加重压力，而不是给所有问题找一个单一原因。 电影《起跑线》提供了一个例子：片中的父母为了让孩子进入精英学校，先搬进富裕社区，模仿另一种生活方式；这条路走不通，又设法争取面向贫困家庭的名额。 背后的担忧是：上不了好学校，就找不到好工作，最后连已有的位置也保不住。在现实中，这种焦虑表现为家长群里的打卡、周末的一对一课程，以及在体育、艺术等方面的持续投入。 家长未必认为每项活动都有价值，只是担心少了任何一项，孩子就会在下一轮选拔中落后。 对靠教育进入城市中产的家庭来说，自己的经历既是希望，也是难以摆脱的参照：他们当年凭文凭得到了稳定的职业，如今同样的文凭已经不能保证孩子获得相近的机会。 《精英陷阱》讨论的是美国的经验，这一点也需要留意。 近期有人调研一所乡村学校，全校只有五名学生，分属不同年级。 这里的教师有在其他行业工作的经历，其中一位说，这份工作对自己也是一种疗愈。 冬天运煤时，高年级孩子会让低年级孩子让开，自己动手帮忙；放学后五个人一起玩，谁也不落下。 轻松的关系并没有让学习停下来，短期成绩也有进步。这只是一个个案，意义在于展示另一种可能，不说明照搬就能得到同样的结果。 教育有地方性。 如果学校只能证明自己符合统一标准，其他形式的价值就会被压低。从国考的97∶1到考研人数的连续回落，变化的是赛道，没变的是用同一套标准衡量成功的逻辑。 问题不宜简单归结为个人不够努力或某一项制度。 更值得分析的是，优绩主义如何与技术变化、家庭投入、文凭升级和年龄期待相互强化，让胜出的人和落后的人都难以安稳。 方向有两层：在制度层面，拓宽通道，重新评价贡献；在个人层面，允许自己暂停，重新确认什么值得投入。 教师同样受考核和填表的困扰，却仍愿意通过公共讨论和写作，在分数之外建立有意义的联系。改变可以从一次具体的尝试开始。 据报道，
